可以说，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前偏关是岌岌无名的。当滔滔的千里黄河与绵绵的万里长城聚首后，与后套一水相隔的偏头开始频繁响起来自草原的马蹄声，极度热衷于入晋掳掠的蒙古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几无停歇。留在大明王朝的山西长城记忆里的，是那一段偏关的边城故事。
偏头关偏关，又称偏头关。清道光《偏关县志》载：“偏头之名，实始于北汉刘钧”，“北汉天会元年（），立砦于韩光岭。盖以其地形东仰西伏，如人首之偏隆，故名偏头。初名砦，而元始名关，偏头关之名由元始也”。
偏关在明代与雁门关、宁武关并称为长城“外三关”，“三关险要虽同，而偏关为急”，“视宁雁鼎分而锁钥独最”。
可以说，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前偏关是岌岌无名的。那么，明代三关中何以呈现出“偏头尤重”之势呢？
内外三关偏头关示意图清道光偏关县志洪武七年（），设镇西卫治于岢岚州，隶属于山西都司。其作用是为了剿灭藏匿于岢岚山中的北元宗室势力四大王，同时肩负维护地方稳定的职责。镇西卫所属官兵分守沿边、沿河要地，其中包括近东胜卫的偏头、西部黄河岸边的河曲、保德渡口。
偏头关“前则群山之环峙，右则黄河之奔流，东南控乎太行，西北接乎沙漠”，其北为东胜，正是镇西卫与东胜卫的连接点。
永乐元年（）二月，明成祖朱棣以“东胜孤远难守”，内徙可以控制河套地区的东胜诸卫所。自此，黄河以北再无屏蔽，为大明王朝中后期的北疆防务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同时，末世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被卫拉特部的也速迭儿用弓弦缢死后，被驱逐出中原的蒙古人分裂为东西蒙古。蒙古本部被称之鞑靼，而卫拉特部则称瓦剌，双方在蒙古高原上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斗争。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一改永乐时期“扶弱抑强、分而御之”而一视同仁并加安抚，致使瓦剌坐大空前强盛。而鞑靼则在瓦剌的持续打击下部落离散，诸部贵族间又互争雄长，以至于二十年时间里换了三个大汗，甚至有十年时间里汗位空悬。
到正统初年，伴随着大明王朝北部防线的南移，河套地区长城以北原有卫所尽数废弃。空虚的河套地区便成为了鞑靼诸部争雄失败者的乐土，同时也成为了劫掠扰边的前沿。
偏关突出于晋之西北，明初期由镇西卫官兵戍守，洪武二十三年（）便“以关属山西都司。镇西卫指挥使张贤改筑关西一里许，周围一百二十步，敕守备都指挥等官守之”。当时东胜卫还在，基本无战事，所戍守官军常常被征调往大同协防操练。自东胜卫内迁后，偏头关的军事地位凸显。
偏关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地控西北，尽逼河套，与漠南仅一水之隔”，境内群山纵横，且有黄河天险屏障。春夏之际，黄河汹涌、崖岸耸峙，加之境内沟壑纵横、山谷错杂，尚能凭借地形之势守边镇关；进入隆冬，黄河结冰则如履平川。一旦偏关失守，“则大同之援兵不能及”，危及三晋。
“山西惟偏头亦称外边，与宣大峙，宣大以蔽京师，偏头以蔽全晋，全晋安则京师安矣”，“谓偏头倚大同为蔽，足为太原之障”。“彼宁武、雁门虽概称三关，而其缓急则与偏头异”，“是故三关险要虽同，而偏关为急”。
从宣德年间始，蒙古骑兵虽时有“脱扰塞下”，但规模较小，故而仅只是“驱之而已”。以偏头关为中心的北疆西路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防御经营重点。
宣德四年（）八月，应镇守都督李谦所奏，“增筑山西偏头关烟墩二十六所”。同时，“偏头关隘口止有官军五百人守备，及灰沟村、皇甫川、楼子寨三堡每处亦止有官军五百余人”，请“添拨神铳手于灰沟村三堡防守”。
宣德六年（）十二月，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奏，“原调潞州等卫所官军一千人还山西操备”，以及遣返备御大同千人。
宣德七年（）年，为增加驻军人数及协防力量，设保德州守御千户所，属山西都司，“八百五十余人实之”。
正统三年（），“增黄河西岸烟墩五处”。
正统十二年（），“偏头关东设水泉营堡，北置滑石涧堡，沿边挑壕堑，立柞木；黄河东岸设楼子营等堡七处”。
至正统末年，偏头关已经形成了东北四堡及黄河七堡南北两段防线。其中老营堡的规模仅此于关城的第二大堡。
黄河七堡及东北四堡示意图“土木之变”后大明王朝再也无力出塞，大规模的蒙古鞑靼部落于天顺年间进入河套地区。此后，大明王朝的北疆便迄无宁日。
成化年间，在河套地区兴起的鞑靼诸部因部族间纷争而无法深入腹地，从河套南部不断袭扰，成为蒙古人极度热衷于入晋掳掠的原因之一。同时，大明王朝在“大举搜河套，驱虏出河外”的“搜套”策略和“增兵守险”的“抛地守墙”策略间摇摆不定。最终以后勤供应困难的缘故，“搜套”只得暂时作罢而改为修筑边墙的“倚墙固守”策略。
由此，大明王朝掀起了长达百年的长城修筑历程，以作为防御蒙古骑兵的主要手段。
这种“抛地守墙”的军事退缩使得河套地区俨然成为了蒙古诸部的家园，也使得“与套虏仅隔一水”的偏头关“其保障尤难也”。
成化二年（），都指挥佥事、统领王玺“起老营丫角墩连朔州，至黄河老牛湾，南折河岸抵石梯隘，延褒二百四十余里”。
成化三年（）），介于“西应偏关，东援雁门”的战略需求，特置宁武关。“镇守山西署都督佥事王信移镇代州，提督雁门、偏头、宁武三关”，山西镇守开始从太原移驻三关。
成化十一年（），置偏头守御千户所。
成化十四年（），“偏头关长林起，至宁武关阳方口二百里，除去八十里山势陡峻，其余有川口宽平所当设备者，有山势颇平者所当铲削者”。
尤其是偏头关周边防患的烽燧系统，沿河二十八座，连接黄河七堡覆盖了整个西部防线；北路二十一座，从关城护城墩一直连于北部长城及附近各堡；东路十九座，顺八柳树、水泉、老营堡一直与大同西部烟墩相连；南路二十一座，连接偏头关至岢岚州。整个烽燧系统十字交叉于偏头关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防御体系。
正德年间，《明史.武宗本纪录》载：“八月乙酉，如大同，九月庚子，次偏头关。”《偏关志》更详尽的描述为“正德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武宗西幸至关，从南门入，叹曰：此便是偏头关也，创之不易，守之艰难。”
偏关接待了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偏头关最荣耀的时刻。同时，也是磨难的开始。
正德四年（），被称之小王子的达延汗完成了包括丰州滩在内的整个河套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元亡后一百多年间异姓领主们在各个领地上专横跋扈称雄称霸的历史。他所施行的分封制度形成了漠南、漠北、漠西的各个蒙古部落，并成为清代在蒙古地区设立盟旗制度的基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今天。
小王子达延汗去世后，他的孙子俺答汗征服了瓦剌，瓜分了兀良哈万户，鞑靼诸部皆听其约束。遭到倔强到偏执的嘉靖帝一次次拒绝通贡后，开启了近乎狂热的入晋掳掠，也是山西边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偏头关首当其冲。
老营堡蒙古铁骑“扰我疆场，迄无宁日”，所到之处，人畜皆空，村落荒凉。虽大明王朝各卫所虑敌迅疾，多选择避其锋芒，卫城自守，但“轻佻者以无谋而出，怯懦者以无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锋，又不能避其归路”，只能任由肆意掳掠，“进获重利，退无后忧”，“源源而来，洋洋而去”。
嘉靖十一年（），置老营堡千户所。
嘉靖十五年之后，边纪败坏，防御形同虚设。蒙古铁骑连续入犯偏头关。除去偏头关城、老营堡外，无有不被攻破的。此时的偏头关防御功能已经开始下降，防御重心转移至宁武关。
嘉靖十九年（），“起阳方口，迄八角堡之野猪沟，老营堡之丫角墩，土筑惟半，余则斩山之崖为之”，“增敌台四十三处，暖铺五十五间，暗门五座，重楼三座”。
嘉靖二十一年（），改副总兵为总兵官并成为常设之职，标志着山西镇正式成立。同时，“自桦林堡至唐家会却胡墩，筑边七千九百七十三丈余四尺”。
嘉靖二十三年（），“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至八角南界，增筑旧边一百四十里”。
丫角山长城至隆庆四年（）俺答封贡前，偏头关境内蜿蜒重叠了“大边”、“二边”、“三边”、“四边”以及“内边”和“黄河边”六道边墙，加之七路烽火墩，处处烽堡，层层设防。其中偏头关以北为极冲；永兴、楼沟、三岔、五寨四堡位于偏头关以南、岢岚州以北，为次冲；丫角墩以西至老牛湾为外长城；地椒峁至丫角山属内长城；老牛湾沿黄河至兴县黑峪口俗称河边，所分辖二十堡，形成了以偏头关关城为中心一整套巨大的防御体系。
可惜的是，大明王朝后期军备废弛，这套防御体系也未能发挥出它应有的军事作用。即便是颓败之相尽显，还是在崇祯九年（）以砖加固了老牛湾堡，成为了大明王朝在黄河与长城聚首的落日余晖下最后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