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辛亥革命前夕至新中国成立，在这个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山西煤炭的生产、加工与外运，一直是近代山西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然而却又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近代山西煤炭的生产概况，外销之困难以及煤炭行业的艰难发展，作一简述。
本世纪初，山西煤炭的外销比例已经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山西当时的煤炭生产数量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而是山西所产煤炭，由于本省消化能力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向外销售。实际上，山西煤炭的生产是十分有限的。自从年山西商绅在民众争矿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筹建起全省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商办性质的近代煤炭公司——保晋矿务公司以后，虽然全省的煤炭生产呈上升趋势，但这主要是靠煤窑数量的不断增加所致。
如若从各个煤矿公司或矿井的生产效率而论，由于当时生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与管理经营方式的陈旧，其效率是相当低下的。就全省煤矿工人的采煤率而言，在年左右，每人每日产量仅有0.38至0.4吨，为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即使在经营管理上比较文明的西北实业公司煤矿一厂（太原西山煤矿）也是如此。
再以资本达.3万多元，在煤炭工业中资本最为雄厚，机械化程度已达22%的保晋矿务公司而言，其下属之平定6个煤厂，18个坑口，总共才有卷扬机8架，煤车辆，锅炉10台（合马力），发电机2部（共容量17千瓦），抽水机12台，“各厂排水，大半先用人力挑聚于蓄水池，然后使抽水机抽出”。
在运输上，第一、二厂，坑下铺有轻便铁道，直接与正太路轨衔接，煤装人车，堆至坑底，以卷扬机绞出坑外。第三、四厂，则是被掘下之煤炭，用矿工抬至坑底，以辘辘绞出坑外。第五厂用牲口负装出坑，运抵车站，第六厂仍用驴骡驮运。就这样的经济实力和机械化水平，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年，整个保晋矿务公司所属之平定、寿阳和大同三个分公司的煤炭总产量，也才升到45.1万吨，比起年的18.8万多吨来，23年才翻了一番多。
再就全省煤炭产量来看，年全年总产量仅有60余万吨，到年即增至万多吨。20年中煤炭产量翻了近三番，增长了7倍多。这个增长幅度对于山西而言，不谓不大。但是，它同当时全国的煤炭生产总产量相比，则相去甚远。年全国煤炭总产量是万吨（包括东北四省之万吨）山西才只占到13.2%。直至抗战爆发前，山西煤炭的总产量一直徘徊在万吨左右。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因战争需要而对山西煤炭实行掠夺性的开采，曾使山西的煤炭年总产量大幅度增长，到年，仅大同、阳泉和太原西山三地的年总产量即达多万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煤矿设备的超度使用，同时受战争的影响，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大同、太原西山等煤矿的产量急剧下降，如大同煤矿，从年至年的三年中，总产量才有25万多吨，这个产量仅仅只有年该矿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这期间，太行、晋绥、太岳等解放区的煤炭产量虽有增加，到年曾达到60万吨，但从全省整个情况来看，大不如战前。年1月至10月，全国煤炭总产量是.8万吨，而山西全省只有50万吨，仅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到年，大同、阳泉、太原西山、富家滩、石圪节这五个煤矿的年总产量，也只有多万吨。
总而言之，山西从清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煤炭工业，虽然其产量呈增长趋势，但在全国的煤炭工业中，尚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煤炭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然而，就是如此有限的产量，由于山西的工业不发达，还有相当一部分要向外输出，销往东部地区。
晋煤向外输出也非易事，它遇到的最大困难，首先就是运输问题。在年南北同蒲铁路尚未修成之前，晋煤向外输出的主要渠道，是靠正太（石家庄至太原）铁路和平绥（大同至包头）铁路。可是，由于这两条铁路的营运权不在本省，运费不仅较之津蒲、平汉、北宁等路为贵，而且沿途苛捐杂税奇多。
如保晋矿务公司之阳泉煤向外输出，须由正太转平（今北京）汉、北京而抵天津、塘沽，沿途运费，以正太路为最苛。清末民初，正太路权操于法帝国主义手中，对阳泉煤的运输定价是吨公里二分五厘，而对同一条线上由外资经营之井陉煤，仅征收吨公里六厘二的运费，尚不及阳泉煤运价的四分之一。
年正太铁路收为国有，起初，对阳泉煤之运价仍依旧法，井陉煤升至七厘。后在山西商民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遣责下，国民政府才对阳泉煤运价减至吨公里二分，但是却“取消回扣二三十万元，与未减价前无异”。此外，还要缴纳各种捐税，如“货捐”、“统税”、“牙行捐”、“岔道费”、“警捐”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名目的税捐，一路之上要多次缴纳，因此，合计下来，每吨煤运至天津，破费甚距。
据年的有关资料记载，阳泉至天津，距离公里，每20吨运费.60元。缴纳税捐（20吨）：正太路护路捐12.元，货捐2.50元，阳泉警捐0.18元，平定城警捐0.元，学捐0.元，公会费0.元，牙行捐0.元，弥补亏空0.元，统税10.00元，获鹿警捐1.00元，石家庄道岔费4.00元。捐税合计34.元，连同运费共为.元，每吨平均计8.元。其时，每吨煤的开采成本平均仅2元左右，而运费捐税却为成本的4倍之多。这里面还不包括给铁路人员行贿送礼之黑费。
须由平绥铁路输出之大同炭，也是如此。年交通部虽将运价略减，但大同炭到津沽之运价，还是比开滦、井陉、抚顺为贵。年晋北矿务局成立后，经向铁道部交涉，特准大同煤照开滦末价同等待遇，将平绥运价减为每公里0.元，北宁运费减为0.元，然而矿务局须自己购备机车车辆，并每年供给路局廉价煤炭。即使这样，也未能维持多久，年，平绥路忽以“他商不便”极含混之辞为由呈准铁道部，将照顾晋北矿总局之末价取消，大同煤外运，又均按照年运价核收。并且北宁路又增站费百分之五。
该年5月，铁道部因大同煤断绝出口，又予以照顾，对出口部分实行特价，单另计算运费，做出“对联运出口，平绥四元七，北宁一元七角余，共费六元余之规定”，可是，“平绥因车辆缺乏，不肯过轨直达天津，若在丰台卸车转装，则又不肯认转装为外运，以致出口特价，仅有北京少数车辆能运用，而北宁车辆，又须收莫明其妙之每吨六角修车费”。
靠铁路运输如此困难，而没有铁路的地方运输更艰难。像阳城、晋城所出之煤炭向河南输送，保德、乡宁之煤向陕北方面输出，全靠畜力驮运，而且沿途送关卡的捐税也相当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晋煤的输出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从年到年这7年内，出口数量逐年上升，年仅有1,吨，到年即增为2,吨，到年又上升至5,吨，三年翻了两番，年至年这三年历年出口量分别是11,、26,和29,吨，到年创出口最高纪录，是44,吨。但这个数字也仅占当年全国煤炭出口总量3,,吨的1.43%。
从年起，晋煤出口便每况愈下，年仅出口吨，只占当年全国出口煤炭总量3,,吨的万分之一多。年只出口了52吨，几乎等于没有出口。可是，从年到年全国煤炭的出口总量却是上升趋势，西晋煤出口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从这个反差中，不难看出晋煤外销困难之一斑。
其次，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煤炭市场的侵占，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与国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也限制了晋煤的输出。如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趁“五卅”惨案后中国人民抵制英货之机，为进一步占领中国煤炭市场，不惜亏本，将其本国所产煤炭源源输入中国，最高时曾达月进口12万吨之巨，这几乎等于大同煤矿年,吨的总产量。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因热衷于“中法亲善”，根据中法签订之有关条约，对法国统治下的安南所产煤炭，进口时每吨仅征0.9元的关税。这又使安南煤炭乘便汹涌而入。从而大大排斥了晋煤在江、浙、粤、汉等地的市场。并且，由于国内不断发生通货膨胀，也大大限制了煤炭的销售。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晋煤外销在抗战以前，每年平均不过多万吨。但还有大量煤炭积压，或是引起自燃，或是被山洪冲掉，造成相当大的资源浪费，有些煤炭公司、厂矿也因此而生产萧条，负债不支。
结语
然而，山西整个煤炭工业的发展并未因上述诸多不利因素而停滞。由于山西的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条件好，所需投资较少。另外矿主付给矿工的工资相当微薄，因此，资本家不仅可以抵消因运价高昂、捐税奇重和煤炭价下跌等而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从煤炭的大量生产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许多煤炭企业经营者，之所没有在那些困难面前裹足不前，山西煤炭工业之所以能历经坎坷而其势不衰，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